小朋友的大朋友

300zs

　　我老家在金坛水北雯头村，父亲叫冯大朋，1907年生。大朋者，小朋友的大朋友也。原来，父亲有一个传统化的名字，叫冯钦元，是我那个老学究的爷爷冯成辅给取的。父亲算是常州中学最早的学生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成为当时知识青年中一个极时髦的名词，他便自己跑出去上了洋学堂。1928年，父亲进了上海大夏大学的师范专科班后，受“教育救国”论的影响，改名为冯大朋，下决心此生当好教师，从教育孩子入手救国救民。

　　父亲上大学时，曾从族里筹了一笔钱，自己首先带头从我爷爷那里“刮”了五百大洋，并亲自到常州、上海买了一批书，在水北小学办了一个图书室。我的堂姐冯红明，当时也在水北小学读书，大概她家也被我父亲“刮”过钱。后来，父亲还夺了我爷爷对两个叔叔的教育大权，不准再用旧思想、旧文化教育他们，要完全用新的教育内容来培养后代。这两个叔叔比我父亲要小好多岁。其教育办法一律是洋学堂的，由他定学习成绩指标，放假回来对他们测考，完不成指标者，严惩不贷。惩者，打手心也。据说，他放假回家，把打手心的板子往八仙桌上一放，叫两个叔叔各坐一边，他坐在另一边出题考试。小叔叔冯息元学得好，好过关。大叔叔冯柏如做不出题来，我父亲说打多少手心，那是一下也少不了的。1948年夏天，我们从逃难的湖南湘西回到老家，大叔叔还对我说：“你爸爸打起人来，可厉害啊！”我上小学时，因为学习不好，也常挨他打。他紧紧抓住你的手指，往下一扳，手心就肿起来了；板子打下去，你脱不了手，力用得重而巧，让人钻心痛。你还不许哭，也不许跑，跑了，抓回来加倍打，真正的严刑峻法。他要认为你说了假话，更得打。

　　但人的人生观，不是靠打板子能够改变的。我的大叔叔学习不好，板子挨得不少，好像也没有接受新思想的激情。他师范出来后，在家当公子，吃祖宗饭。一解放，就成了我们家惟一的“革命对象”，这也害了我婶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孩子。小叔叔学习好，挨打少，后来学了机械。他比我父亲还激进，参加了地下党，又成了新四军。他们三兄弟就这样分化成三类人。我父亲算是同情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派，小叔叔是最革命的，结果也最惨，解放以后，他成为一所军工学校的创办人，当了校长，“文革”中被打倒，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女儿也因此疯了，住在了武汉的精神病院。他小儿子比较敦实，后来在武汉当高级工程师，照顾姐姐。“文革”以后，小叔叔夫妇平反。可平反也挽救不了这个家庭了。

　　冯大朋这个小朋友的大朋友，是鲁迅的崇拜者。在上海的时候，鲁迅不管在哪里演讲，他都会追着去听。当时，他在上海中学的实验小学教书，离市区很远，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让我也崇拜鲁迅，他老了以后，把他珍存的一套《鲁迅全集》传给了我。为了对更多的小朋友有所贡献，早期他出版过儿童少年读物。我1948年夏天从湘西回到老家，只翻到一本他写的《书的故事》，其他的都在抗日战争时期失散了。

　　雯头村过去读书的人多，他有一定影响。我算了一下，解放前，雯头村上过大学的有十来个。我那个堂姐冯红明，在他的鼓动下，19岁到水北小学三年级插班，和小朋友一起读到小学毕业，后来还上了中师，当了小学教师。父亲对我们灌输的有两条：一条是读书，读好书，重点是数理化，从小给我讲华罗庚。为了让孩子专心读书，他不让我们在家烧饭，女孩子也一样。他说：“你们学会了烧吃的，就会成天在家弄吃的。”我们都是吃妈妈做的饭长大的。他还有规定，没有经过批准，我们不能去舅婆家，怕舅婆把我们惯坏了；再一条，是对我们灌输自我奋斗精神。我上小学时，他就对我说：“大了统统出去，我这里没有饭给你吃。”此话无情实有情。我们雯头村靠吃祖宗饭的有钱人家都垮了，父亲自己就是从小闯出去的。我也记不得他给过我压岁钱，那些旧风俗、旧礼教，除了打手心这一条，他都给废了。

　　1948年夏天，我们回到雯头村老家，父亲又继续到上海实验小学当他的“小朋友的大朋友”。他一辈子不当官，国民党的官饭绝对不吃。解放以后，共产党的校长也不当，只当他的教师，一直到退休，他都是个教师，终生实践了当“小朋友的大朋友”的诺言。解放后，小朋友也解放了，不能打了，但他对学生仍很严。这下子，“文革”中不懂事的学生叫他吃了大苦头，让他住进了牛棚。

　　父亲，1993年去世，曾为人子的我，很荣幸也是很不容易地做了这位“大朋友”的一位“小朋友”。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他，怀念他那“辣辣”的板子，怀念他讲过的那些话，怀念他将那套《鲁迅全集》亲手传给了我……

　　（作者系金坛人，新华社高级记者）





作者：冯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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