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南新桥畔

　　“爹爹，爹爹，你怎么不答应我呀？……”6月19日凌晨，我刚被叫醒，就遭到妻子一顿数落：“你又做梦了吗？叫你不要多想，你偏偏不听，常常做梦，糟坏了身体不值得呀！离六月半还有一个多月呢。”

　　妻子说的六月半，就是农历六月十五日。对于一般人来说，六月半只是个普通的日子，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个刻骨铭心、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因为，这天是我父亲的忌日！

　　父亲叫潘锁高，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精懂蛇医，为不少危重病人治过蛇伤，把那些被腹蛇（俗称土黾蛇）、火赤炼蛇咬伤过的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方圆百里都知道他的大名。父亲靠几把刀、几味草药，加上过人的胆识，为成百上千的家庭消除了灾难。少儿时代的我也耳濡目染，学会了寻找蛇草药，什么马兰头、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有十多种。有时父亲忙不过来，采集蛇草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父亲是个充满爱心的人。自我懂事起，他每每给人治蛇伤，除了收包香烟和一点家酿米酒之类“薄礼”外，其它一分不收。他常常说：“乐善好施，就是积德。收人家的厚礼，就不应该了。”

　　父亲对子女极富爱心，尤其对我这个“小老巴子”，更是疼爱有加。解放初期，贫脊的土地，稀疏的庄稼，远远填不饱肚皮。但父母勒紧腰带，从口里省出来给我们吃，有时一个锅里，父母竟能做出两种饭菜。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宁愿自己吃榆树叶、观音土（产自茅山的一种风化的石土），却将糠饼子、马兰头、蚕豆叶等让给我们吃，父亲因此连大便都拉不出来。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长得自由自在。儿时经常骑在父亲的肩头上，是那样的风光和得意。七八岁时，我懂事了，看到父亲辛苦，忙得连肚膀骨都露在外面，十分心痛，寻思着为父亲分担点什么。我跑到村东三里地以外的大亭村大姑父家竹园里砍了一根竹子，回家做成一个三椎型粪箕架，装在一只废弃了的挑土粪箕上，配上一把旧锄头，偷偷地拾起了狗屎，添进自家的露天粪缸做肥料。父亲知道了，把我做的狗屎粪箕藏了起来，可很快就被我发现了。那时的冬天奇冷，零下七八度的天气有时连续八九天，甚至半个月。每天凌晨三遍鸡叫时分，我就起床，踏着冰冻，走遍方圆三里之内的条条大道、河沟，趁大人们还没起床，就将满满一粪箕狗屎人粪倒进了自家的粪缸。父亲拦不住我，只好放手让我按时起床。那时我家衣服少而单薄，寒冬腊月，除了补了又补的筒子棉袄和棉裤，里面没有什么毛衣、衬衣，因而常常冻得打抖擞。每当我出门拾狗屎，父亲总是强迫我把他那厚棉袄和棉裤穿上。虽然感到很重，但很暖和，还嗅到一种很熟悉、很亲切的汗味。除此之外，我还争着放羊、打猪草，深得父母和村上人的称赞。

　　1957年夏，我成了湖头高级小学37名毕业生中唯一考上初级中学的学生。8月31日下午，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旧被子和棉席，另一头是瓷盆等日用品，送我到刚刚落成的水北中学报到。离开村庄，穿过几节田埂，来到儒林至水北的大道时，父亲哭了起来：“老小，老子对不起你。你是我们家第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学生，在旧社会已称得上是‘秀才’了。按理说，应该风风光光地送你去上学。可是老子没用呀，家里拿不出钱。我出去转了一个多月，只从无锡小姑家借到两块钱……”“爹爹，你不要说了，你对我太好了。为了借钱，你跑了那么路，就连到无锡，你来回都是跑的。腿跑肿了，脚底心血泡连血泡，你回来后都没有说。可是，昨天晚上你洗脚的时候，被我看到了。”

　　我不让爹爹再说下去，可是他哪里听。“尤其是今天中午，连一碗米饭都没让你吃上，而是吃的芋头蕻蕻（芋头长茎）。老子对不起你呀。”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赶忙上前一步，面对着父亲跪了下来：“爹爹，求求你，不要说了。我不怪你，不怪你，真的，你能够让我去念书，我就很知足了。儿子会永远记住你这份恩情的！”我放声大哭了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老小，不哭，不哭，是老子不好，老子不说了。”

　　这地方，在老金宜路上，离金坛17公里，离水北7公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一路上，父亲给我说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诸如，与人为善、友好相处、助人为乐、知恩图报等等。也讲了他对我的一系列希望，至今我都铭刻在心，而且全部照着他说的去做。

　　那年冬天格外寒冷，校园里的树木被北风吹得吱吱作响，不时有冰凌和雪块从树上掉下来，让人有一种冷到骨头的感觉。一天早晨，一句熟悉且亲切、沙哑却真切的问话，惊动了正坐在被窝里看书的我。我一边不自觉地应答着，一边蹭下床打开了宿舍的门。只见父亲提着一小袋炒米和煮熟的鸡蛋，脸冻得发紫，帽子和棉袄上挂满了雪花，口呼的热气在胡子上结了一层霜。我赶快给父亲倒了一杯白开水，父亲双手捂着杯子，望望我，巡视一下我们宿舍内的摆设，摸摸我的被子，翻翻我的课本和练习薄，从口袋里摸出散发着体温的十块钱。父亲没跟我说几句话，就要走了。我把他送出了校门，望着父亲迈着蹒跚的步子消失在寒风中，我的泪水涌出眼眶。在万物萧条、寒风刺骨的隆冬，那话语不多的父爱，是如此的温暖、如此的真诚、如此的炽热。父亲临走前回头的目光，透出了世间最真情的嘱托和掂念。

　　1958年夏收期间，学校放忙假，我赶回家帮着收割小麦。记得一天在东山圩上横头的一块麦田里割麦，当空的烈日就像粘在背上一样，割不上几埨小麦，就感到镰刀不快了，腰也要断了，汗水搅拌上泥土、沙粒，流进被麦芒划破的血口子里，钻心地痛痒。父亲割一埨，我割半埨，我拼命地挥舞着镰刀往前赶，但仍被越拉越远，腰痛得难以忍受，只好直直腰，喘口气，擦擦额角和脸上的汗，手心也被镰刀柄磨出了血泡。我割着割着，竟然觉得越来越快，很快赶上了父亲。这时，我陡然发现，我只割了半埨的一半，那一半父亲早已替我割了。我望着父亲黝黑的脸庞和累得直不起的腰，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此时此刻，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我的感情呢？父亲以这种默默无闻、宁愿自己吃苦而不吭一声的行动，在我心里垒砌和树立起人生的标竿！

　　为了我，父亲付出了太多太多。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他每天都是眼睛一睁忙到息灯，即使被牛挑伤了也不休息。除了在家里拼死拼活，稍有空闲，还要出去找活干，帮人家打短工。他穿着从不讲究，总是把子女们穿旧了的凑合着自己再穿，就连做一条新短裤都舍不得。到了夏天，穿长裤太热，他就把长裤脱下，倒着将两只裤管往腰间一扎，整个屁股都露在外面，引得人家哈哈大笑。有的人还因此编起了顺口溜取笑他：“潘锁高，真好笑，裤子倒着穿，裤管当裤腰。”每次父亲听了都一笑了之。

　　父亲一辈子爱抽烟。可是随着家境越来越困难，尤其是我上学需要钱，他硬是将香烟改成了黄烟，后来又将黄烟改成了食盐，再后来又改成了芝麻叶，即将芝麻叶晒干后揉碎，用不易燃烧的家谱纸卷成烟卷抽。后来，家谱纸用完了，他也就不抽了。

　　父亲还起早带晚，在自家的桑树田里种瓜。每次回家，我都不住在家里，总爱与父亲一起住在桑树田头的瓜棚里。父亲每次都亲自采瓜给我吃，可他自己从来舍不得吃一只瓜。他说:“多卖一只瓜，就能多卖几角钱；多卖几角钱，就可以多给你一些钱。”每次都说得我热泪盈眶。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睡在瓜棚里的床上了，父亲起来点亮桅灯，拎起竹篮，准备到瓜田里寻采熟瓜。我一骨碌爬了起来，问父亲：“怎么晚上还要采瓜？”“我怕明天早晨睡过头了，来不及采瓜到街上卖，那样，你要的伙食费就凑不齐了。”我眼泪夺眶而出，立即从父亲手里接过桅灯，由北向南，照着瓜藤，让他寻采熟瓜。然而，就在水瓜、黄金瓜、老鼠瓜采满一篮子的时候，父亲突然在离瓜棚不远的一座坟墓南边跌倒了。“不好，老小，可能老子的寿缘不长了，而且这里就是我安葬的地方。”“爹爹，不要瞎说，你才60出头，怎么能说断头话呢？你至少还会活20年。等我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我一定好好地孝敬你，让你吃好穿好，享上几十年清富。”

　　然而，我对父亲的这个许诺没能实现！1959年农历六月半，我慈祥的父亲、挚爱的父亲、伟大的父亲，在饱受饥饿、积劳成疾中，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间。当我闻讯从田间奔回家，看到的是已经躺在棺材板上的父亲，眼睛还没闭、咀巴还张着。我哭得死去活来：“爹爹，爹爹，你怎么丢下我不管了？我知道你最放心不下我，还有话要对我说的。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呀！”但是，我没有回天之力，尽管我拼命呼喊，我的父亲依然没有醒来。我含着泪水，用手轻轻地将父亲的双眼、嘴巴合上。“爹爹，你安心走吧，你对我讲的话，我一定永远牢记了，你对我的希望，我一定努力实现！”我久久地跪在父亲的遗体前。

　　那时候迷信风水，我大哥文彬带着风水先生到我家桑树田里为父亲寻找安葬地，想不到最后定的真的是父亲跌倒的那个地方。我是个从来不相信迷信的人，这可能纯粹是个巧合。

　　长大成人后，我始终牢记父亲的嘱托，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真实守信地待人，从来没有给父亲丢脸。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62虚岁。到2010年农历六月半，父亲已经去世整整51年了，可父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我虽然离古稀之年不远了，却永远走不出父亲那期待的目光。乐观、向上、刚强、善良、勤劳、能干，父亲的形象永远烙刻在我的心上！

　　凌晨，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又想起了善慈而严历的父亲。父亲的爱如茅山清茶，虽含苦涩却很清香，虽然淡然却深刻。父爱的深沉与厚重就蕴涵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只有用心去品味才能感受到，读懂他。

作者：潘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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