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下放金坛农村

表鬼画符

　　1955年8月13日，我出生在无锡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全家五口人。父亲在无锡印染厂工作，母亲因身体原因一直病休在家，为了维持生活，母亲经常到工厂里领一些针线活回家做。在那时，我们家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

　　1960年代，整个国家都处在非常困难时期，工业生产举步维艰，农业特别粮食生产年年减产，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老百姓是吃了上顿愁下顿，野菜皮当作粮食充饥。听父母亲讲，那时我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家庭一样困难，尽管吃的是国家供应粮，但远远不能吃饱，更谈不上吃好，经常买点芋头、山芋、胡萝卜之类的东西煮了当饭吃，而且连芋头皮都吃得一点不剩，记得最难吃的是豆腐渣稀饭。父亲在工厂上班，好不容易等到工厂里改善职工伙食，发给大家每人一两猪肉，父亲还是舍不得吃，带回来给我们吃。姐姐放学回来，还要拎着空筐，到郊区的田埂上挖野菜。

　　三年自然灾害及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中，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许多居民、知识青年、机关工作人员等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陆续从城市来到农村，从工厂来到田间，不当工人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与农民们一起“战天斗地”。我母亲当时因长期患病而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姐姐和我又都在学校读书，我们三人符合“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下放条件，就被列入下放人员之中。

　　1963年的夏季，父亲为我们做好先期下乡准备的工作后，母亲、姐和我来到了农村新家———金坛后阳公社官庄大队第十生产队。听父母亲讲，之所以被下放到官庄大队，就因为我的祖辈们就长期居住在这里。太公太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早期就生活在这片热土上。解放之前，父亲因家中实在太穷，就步行从官庄走到无锡，安了家。那时爷爷、奶奶早已去世，父亲唯一的亲姐姐也已去世，官庄也没有亲人了。父亲当时考虑把全家大小带到无锡，脱离农村这个苦海，在城市里找了工作挣点钱，虽然钱不多，但一家人团圆在一起，苦中有乐。可是新中国刚成立之初，各方面都得从头开始，人民生活水准相当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弄得全国人民挣扎在贫困受苦的“刀刃”上。在那个年代，在城市过苦日子，还不如来到农村，生活在农村，“瓜、菜、带”能填饱肚子。

　　到了农村，就必须有居住的地方。凭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还不能建造瓦房，好在政府对下放人员有资助安家的补贴，同时凭下放证可以买到比较便宜而市场紧俏的建材物资，加上左邻右舍的帮助，才造了两小间四界头瓦房，房高只有两米多一点，乱砖砌墙，盖上几片瓦。这种瓦房那时在当地来说算是可以了，因为农民们大都住的是土坯草房。

　　我家门前是一块空荒着的土地，据生产队长介绍，这是专门为我家腾出来的“自留田”。空地的南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土路，东边有一个清澈碧绿的水塘。水塘南北长150米左右，东西宽30米左右，官庄村有近200户人家，其中有50％的人常年在这水塘里淘米、洗菜、洗衣服，夏天也是游泳爱好者的“游泳池”。土路的西边是大片农田、竹林。土路的南坡下是一条东西向的小水渠，流水常年不断，特别是夜间静下来时，流水声很有节奏，非常动听悦耳，与无锡市锡惠公园中的寄畅园“七音池”的流水声一样：“叮叮咚咚，叮咚叮……”令我陶醉。新家的东面和西面是枝盛叶繁的桑树田园，北端便是官庄村的农户家舍，简陋的住房一家挨着一家，远远地看上去是显得那么灰暗、苍白、贫寒。

　　我的农村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注：戴建成现为常州市天宁区政协干部）





作者：戴建成金沙周刊

catfish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