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也能开花

表鬼画符

　　1974年12月25日，一个非常寒冷的“僵巴子”天，我作为该年度第一批知识青年下放落户到与句容搭界的茅山东麓——金坛林场。这年17岁的我高中毕业后，为了自食其力，干了一段时间的养路工和制药厂的临时工后，便毅然决然主动申请下放。

　　到底是国营场圃的体制，我们几百名知青虽是居住在猪圈改造的宿舍，但毕竟一个月还有42斤口粮、8元钱的生活费。随着电灯、广播，以及山上的泉水管道安装后，一度心情相当悲凉冷清的知识青年们开始散发出年轻人特有的澎湃热情和青春朝气，大有“敢教日月换新天”、“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豪迈和勇气。荒山的开垦，树林的修剪，竹园的翻耕，松树的治虫，这一系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知青们的饭量也大有长进，一斤半一天的口粮开始越来越捉襟见肘。每天上午看到太阳挂到半空，大家就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活，站在半山腰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山洼间知青食堂那高高的烟囱。什么时候冒烟啊？有好几个夜晚我是伴着山后风中竹林的怒吼，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找出晚饭吃剩下的罗卜干，沾着开水将饥饿无比的肚子撑饱，天亮时分还不敢起床小便，担心一方便肚子又会饿起来。整日饥肠辘辘的知青开始产生疑问，食堂是怎么回事？说是6两米饭，可从食堂出门还没走到宿舍，饭盆便见底了。早晨两块山芋一碗稀稀的粥汤也值三两？终于有人发现场部聘用的那位外地高个子厨师有点不地道，每到休息放假，都背着米袋，提着油壶回家。在知青强烈抗议下，场领导作出决定，知青自己管理食堂，还将几个男女知青送到县第一招待所接受专业培训。由此还引发了新思维决策，林场内所有医护人员、电工、拖拉机驾驶员、会计等都选拔知青担任。

　　其实没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的。中国传统的语言便是将“吃”运用得更耐人寻味。如被人欺负说是“吃亏”，打巴掌称“吃耳光”，靠权力办事叫“吃排头”，被判刑是“吃官司”。至于吃的方法更是名目繁多，有烤、炖、蒸、卤、炒、拌等等，真是一言难尽。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食堂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特别是我，从小就依赖食堂，60年代家中一日三餐不是山芋就是胡萝卜，基本没有白米饭，我便在机关幼儿园的食堂度过了童年。上中学时，我是县食品公司食堂的定点常客。或许是缘份吧，下放不久我就担任金坛林场总场知青食堂的事务长，算是真正从事食堂的专业管理工作了。

　　那年头每人每月二两油，每次炊事员炒菜都是小心谨慎慢慢地扳着油壶，还没盖住锅底就立即停手。有时为了省油，不得不等到菜熟了起锅时方才漂些油进去，被老百姓叫作“寡妇油”。那年头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少见猪肉鸡鸭鱼，我们除了自己种蔬菜外，我每天还得去10公里外的集镇采购限量计划供应的荤菜。有限的一点菜，往往难以满足知青们大劳动量消耗后的需求，尤其是月初，许多男知青敞开肚子吃，常常就发生开饭不久菜就不够，而不得不再加水将炒茄子改成茄子汤，炒扁豆改扁豆汤这样哭笑不得的情形。等到月底男知青饭票出现危机，再好再香的菜也不太敢下手，有时实在禁不住诱惑，就得向女知青借或是向食堂赊帐。记得一次我从附近句容的一户农民家中买到两只公鸡，吩咐食堂放茭白红烧，炊事员还担心到时没有人舍得吃，因此核菜价时算了又算，最后标价8角一份，这可是当时的天价。开饭时我小心翼翼站在边上观察，谁知没多时就全卖完了，我悄悄示意炊事员将留下自己吃的那几份也端出来卖了。回到宿舍许多知青就拿我开涮：“你这么弄食堂，到月底我们集体打欠条啦！”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特有成就感和光荣感。也似乎有一种使命告诫我，要将办好食堂进行到底。

　　知青食堂开了近3个年头，可从来没有聚过餐。我合计了一下就和炊事员商量，从总场帐上划一点燃料费，让全体知青聚聚餐，高兴一下，每人再发2个饭盆，印上字作为“传家宝”纪念。这次聚餐真的就成为了历史，直到我最后一个离开金坛林场，那种知青聚餐欢乐的场景再也没有能重现过。记得当时猪肉不多，聚餐总要弄碗肉圆出来解解馋啊，炊事员便问我怎么做，我回答：只要不散在碗里就行。他们也真动脑筋，硬是把掺了豆腐和山芋粉的肉圆一个个整出来。有位女知青的父母都在豆腐店工作，她吃了肉圆就问：“这形状是肉圆，吃起来怎么有股豆腐味？”分别20多年后，我们知青再次相聚，有人还问起我这事，我笑笑说：“这也是条件所逼啊。”

　　时间的河流淌过了一年又一年，酣畅、困惑、寂寞、粗粝的知青岁月就如洒在水面上碎银般的阳光，闪闪烁烁。今天再和子女们讲起那年那月的生活，根本就难以产生共鸣。女儿去南京上大学时，第一次路过原金坛林场总场宿舍区，我满怀热情地想带她去来个纯真朴素的往事回忆，她却意味深长地说：“老爸你还没老哦，怎么如此伤感。”确实，每一段历史，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味其价值，因为生活的记忆其实就是心灵的记忆，这是很难抹去的，随着时光的飘逝，生活的滋味终究会在各人的心里开出形式各异的花。





作者：周苏蔚金沙周刊

剁椒鱼头

我只看看不说话

一直高兴

我只看看不说话

剁椒鱼头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