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尊者

卧倒

　　尊敬，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然情感，但也可能是出于环境习俗、势力惯性或者利益谋取所做的被动表达———情感依然真实，但已不再纯粹。

　　人在幼年，即已懂得敬爱父母兄长的必要。那是因为亲情所系，也是人伦规范；但也不尽然。年岁渐长，学校老师的出现，使知识的有意识教授与有方法、有计划吸纳这一关系得到明确，尊重与敬爱之情，也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延伸到强大于己的力量，如：知识、智慧、德行、操守等等。

　　人们对这种强大于己的力量抱有心甘情愿的臣服———如同面对自己含辛茹苦的父母。因此，有些人我们并不相识，只因知悉他具备了怎样的学识或品德，便会毫无理由地敬重他。进而，对于必须具备相应学识和品格才能从事的某些职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心怀敬意。

　　今天，假如有人问谁才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个问题，大概没有多少人能够果断明确地指出哪一种职业、哪一个阶层。有一点明确的是，过去意识形态宣传中为青年学子热切向往的军人、科学家和教师等职业，已经悄然退位；精神的向往甘居现实的压迫之下，一种职业的名利厚薄成为人们被动但势力很强大的尊敬目标。于是，进机关或者做公务员，已成大多数人的首选或者祈愿；除此，财富精英也是大众羡慕的时代英雄。在潜意识里，人们对于知识和道德品质的第一崇尚，已经转向对权利和财富的追求———或者将追求知识作为获取财富的路径。

　　有人说，这一事理自古如此。“自古如此”一说未免轻率，也是巨大的蔽障。既说古已有之，不妨看看古人在此一方面的事理究竟又是怎样？

　　春秋时魏国太子击在途中遇到他父亲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连忙引车让路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并不还礼。太子击便问他：“如果说摆谱，到底是富贵之人有资格还是贫贱之人有资格呢？”田子
方说：“当然是贫贱之人有资格。因为一个诸侯摆架子，就有可能**，一个大夫摆架子，就有可能亡家；而贫贱之士则不然，行为不相投，意见不相合，可以去别国另寻伯乐、另求知音。”这一问答，貌似面子之争，实为权势者和知识者之间谁更值得尊敬的义理之辩。春秋战国时，士人地位不低，列国争雄称霸，多赖游士谋臣出力尽心；贤士云集则邦兴民安，失谋士则国衰家亡；即如秦有苏秦、张仪、商鞅而秦国强，齐有管仲而齐国兴，屈原沉汨罗而楚国亡，六卿擅权而晋国衰。天下之乱，莫过于春秋战国；士人至尊，也莫过于春秋战国。然摆谱之争这一历史细节也说明，即便在春秋时，尊王尊侯为先还是尊士尊师为上，也在不同邦国或不同时间里发生变化，否则就不会有太子击的疑问发出。彼时，武力与财富固然是一国强盛的基石，而仁义德政也为普遍承认的治国大纲。所以孟轲告诫梁惠王不能言利而应施仁政，乃成典故。

　　回观今世，士人贤达恐怕再也不可能有张仪、管仲的幸运了，起始于贫寒之家，发端于赏识之君，纵横于安邦定国之时，决胜于天下安危之间；诸侯争相聘任，游士舍命效忠。而今多有才学之
士，以进入体制为努力目标，以切入权力制衡者视线为荣耀，以谋取官衔地位为资本，以车房齐备、中产之上为人生价值；以受招安、被豢养为荣，争宠夺利。掌权者爱才，自不能否认，然条条框框，或显或潜规则繁多，也难逃人情交割、利益交换的规则，骨子里最爱的仍是巧言善辩、八面玲珑或者所谓的忠厚听话、老实可靠之人，而不喜木讷耿直、孤傲博学之人，更远离忠直勇谏之士。诸种现象，无非反映了一层时代病象，即：受尊敬者，已不在士或师，而在官或财、权和利。

　　魏文侯作为魏国的开国之君，重有识之士与儒雅学者甚于王侯。他本人常向孔子的学生子夏学习经典，信奉“家安靠贤妻，邦兴依良相”之道，待士均以贵客之礼，敬而重用，不疑不惑，胜若知己。因此，当秦欲伐魏时，有人劝谏秦王说：“魏国之君礼贤下士，人称仁德之君。文侯治下的魏国上下和睦，团结齐心。这样的状况下轻率图谋，不仅得不到好处，相反还可能遭致祸害”。历史的确如此。

　　崇尚权势的社会易生钻缝偷隙、蝇营狗苟之徒，官位等级威逼利诱下的生存悬殊令民众卑怯，社会风尚重伪饰而轻气节；亲佞而反智。过度渴慕财富的社会令大众见利忘义，目光短视，好奢华而薄情义，重当下而不见未来。尊重知识，敬仰智慧，则令社会气候清朗，民众神智清明；少年有志，青年有望，壮者有所成，老者有所安；理智主宰诸事万象，世界春和景明。敬重道德与品行，和重智倡学之风相辅相成，这样的社会民风淳厚，平实本分，义理荡漾；社会个体学有所依，言有所据，行有所归，法有所慑；生活有激情，思想活跃；如是则国宁家和，物阜民昌。





作者：钱秦金沙周刊

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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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线

呵呵..

sweet1983xh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