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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陈清风去世两年多了,可她艰苦朴素的作风,让我至今无法忘怀。母亲1926年参加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我曾听母亲讲起过她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她所在的闽北红军奉命留下坚持游击战,当时她任中共闽北分区机关总支部书记、组织部长,在以黄道为首的中共闽北分区党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努力做好红军的组织及思想工作。闽北红军牵制住大量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与其作殊死斗争,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
1935年,闽北红军遭遇强敌的“清剿”,转入武夷山区打游击。敌人继而搜山、封锁,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冻死。闽北红军跟“清剿”军周旋,行军打仗成了家常便饭。在险恶的环境中,红军风餐露宿,而且缺衣少粮。她和其他战士一样,渴了喝点路边沟里的水,饿了采些苦叶菜、生竹笋等充饥。最艰苦时,地冻天寒,她剩下的一根辣椒就当了三天抗饥御寒的干粮。之后,他们向敌人兵力空虚的建瓯、松溪、政和等地挺进,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母亲的革命经历,让我对母亲有了更深的了解,几十年的革命战争,铸造了她为党、为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养成了她艰苦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1950年,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母亲被派往直溪一带开展工作。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复员军人认为自己过去有过功绩,就闹着要多分一些地,听不进当地村干部的意见,影响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之后,组织上派母亲去做工作。母亲便去了那位复员军人家中,他见我母亲农民模样,上身穿着褪色的蓝色布衣,下身着黑色裤子,袖上还有块补丁,便有些瞧不起。母亲先同他谈家常,听他的意见和要求,再向他解释了有关的土改政策,后来又讲到自己的经历和子女及我的祖父按政府土改政策分地的情况,对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那位复员军人听着听着敬意油然而生,觉得自己参加革命不如我母亲历史长,贡献亦不如我母亲大,而我母亲却不搞一点特殊,他为我母亲的廉正与诚朴所感动,最后表示愿意按土改政策办事。
1952年,母亲调任金坛县妇联委员,分管朱林、直溪、登冠、建昌等乡镇的妇女工作。这时,金坛土改已结束,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的中心工作。为了使朱林、直溪等乡镇的广大妇女进一步解放思想,参加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改变穷困面貌,母亲从乡政府到自然村,从这乡到那乡,一天经常步行三四十里路,和当地工作人员一起,通过开会、交谈等方式宣传党的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方针和政策,宣传已经组织起来获得增产的先进典型,从而加快了这一带互助合作化的进程,引导妇女们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母亲分管的地方到处留下了她的汗水足迹。母亲1929年随部队跟敌人作战时背和脚踝曾负过重伤(二等乙级残废),一天步行几十里路,下肢浮肿、疼痛。但是,母亲工作起来从没把它当一回事。一天,母亲从朱林工作回到家,我见她走路带拐,原来是右脚肿得厉害,便说:“妈妈,你这样太辛苦了。”她却说:“这一点伤痛不算什么。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怎能怕苦怕累呢?”母亲仍然是过去那种受伤不下火线的性格与作风,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1982年母亲离休,近70岁了,且患有房颤。离休后,她还利用有生之年关心教育下一代,曾到多个单位去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曾为几所中小学的校外义务辅导员。她教育、鼓励我说,要勤奋工作,培养好建设“四化”的人才,这使我始终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未曾松懈过。
母亲生活简朴。国家困难时期不用说了,就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的时候,她享受厅局级生活待遇,可以换房,而她俭省,仍住在1989年县政府分给她的70多平方米的居民住宅楼里,直到2004年去世。
母亲一生艰苦朴素,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这是她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肖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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