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批判宋江”一文的经过

朱庄初中1987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新华日报》第二版以四分之三的版面，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一通栏标题下，发表了我近7000字的《“替天行道”和孔孟之道———评宋江的政治口号和思想基础》一文。

　　七十年代之前，学术界对宋江的形象是早有定论的：宋江是农民起义军的好领袖，号称“及时雨”，所以，在文史资料、教科书、连环画、乃至舞台上，宋江都是正面人物。

　　那么，我是怎样想起批判宋江的呢？

　　十年写成，三易其稿

　　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我在江苏省教师进修学院学习。教师在讲到“文如其人”、“诗言志”时，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他年若遂凌云志，满城尽带黄金甲。”问作者该是怎样的人。全班只有邹叙铭一人指出作者该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因为诗中充满杀气，有争天夺地的帝王之志。的确，该诗正是唐未农民大起义的黄巾军首领黄巢所写的《咏菊》。

　　我与邹叙铭是班上有名的一对“老夫子、书呆子”。大家都从全省各地初级农业中学选来进修，培训为农业高中的教师。到了南京，我俩丝毫不改“土包子”习性，一有空就上阅览室，逛旧书摊。不到半学期，我俩就在全班，乃至全校(文科八个班)，确立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优势，两人还成了知音，一有学习上的问题，便会凑到一块，各抒己见。那次课后，我就与他在一起谈到“文如其人”、“诗言志”一类的话题。我当时在看一百二十回本《水浒》，记得宋江在浔阳楼上题的反诗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之句，便聊起了农民起义军的结局问题。由于那时两人都没学过《毛泽东选集》中有关问题的论述，不了解农民起义不是被镇压或招安，就是被地主或贵族利用成为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改朝换代的工具，胡聊一下就不了了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被镇压者要比被招安者有骨气，所以，我俩一致推崇黄巢而否定宋江。宋江还“敢笑黄巢不丈夫”，真是可笑。可当时学术界对宋江是肯定的。于是，我俩不知天高地厚，想翻这个案。

　　1961年7月，进修结束临分手时，我与邹叙铭约定，要保持联系，共同探讨批判宋江的问题，并约好以长江为界，他向北方投稿，我向南方投稿。以上是批判宋江的萌发。

　　1962年由于国家形势需要，全省专业中学解散，教师各奔前程。我是丹阳师范毕业生，按当时镇江专业规定，我被重新分配到金坛县社头公社任小学教师。其时，中苏关系破裂，我党发表了“九评”，批判修正主义。我当时对“九评”的学习是认真的，想把批判宋江与批判修正主义结合起来，终于在1963年写了第一稿《宋江是值得歌颂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吗？》并寄往上海的《文汇报》，结果石沉大海。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我的一支笔在当地(社头公社)是小有名气的，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之余，我又结合批判当时被称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于1968年写出第二稿：《宋江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仍寄给上海的《文汇报》，依然是石沉大海。

　　直到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全民“批林批孔”运动。勾起我沉睡已久的批判宋江的念头。我又拿起了笔，在1973年写了第三稿：《宋江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把批判宋江与批林批孔联系了起来。仍寄了一份到《文汇报》，一份到《新华日报》，还有份寄到了金坛县委宣传部，但仍是石沉大海。

　　一语点石成金，梦想终成真

　　1975年9月2日，我作为当时向阳学校的负责人，正忙于开学工作。忽然接到水北公社通知，叫我立即赶到金坛县委宣传部去。到了才知道是《新华日报》社来电，要我立即去南京，联系批判宋江之事。回校后，匆忙交代了学校有关工作，第二天便到了《新华日报》社。报社赵力田同志接待我，从他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1975年8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了最高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通过层层传达，8月下旬《新华日报》社接到指令，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判宋江这个投降派。由于我1973年那篇《宋江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一文引起过报社的注意与争论，尽管当时没有发表，但印象还是深的。因为有人认为我那篇文章说得有道理，是值得发表并展开讨论的；但也有人认为，宋江的形象早已定论，是不必也不可能翻案的；还有人认为文章虽然有一点道理，但《新华日报》是党报，是江苏省委的机关报，不是学术气很浓的报刊，不宜于发表这类文章。正是这些争论加深了他们对那篇文章的印象。所以，一接到“开展评论《水浒》，批判宋江”的指令后，便想起了我那篇文章。查到我是“金坛县水北公社向阳学校”的教师，署名“季亚文”。

　　由于1973年那稿叙事太多，理论批判太少。赵力田叫我结合毛主席的指示重写，加强理论性。于是我回到金坛，宣传部出面，把我安排进金坛第一招待所，帮我到县图书馆找来一本《水浒》，关起门来重写。经过五昼夜的突击，终于写成了《宋江举的是投降主义黑旗》一文。9月10日，我又赶到南京。赵力田看了之后对我说：“本来准备由你打第一炮，但形势紧迫，有的省报已经行动，我们不能再等，决定明天第一篇发南京大学王臻中教授的，题目叫《‘替天行道’是投降主义的黑旗》，你的内容与题目和他的太相近了，你还要重写，是否抓住‘替天行道’与‘孔孟之道’两者间的关系来写。”我一听急了，学校的事情还等着我处理。但发表此文，又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我答应立即重写，不再回金坛，省得往返，也便于联系。赵力田答应了，安排我住进报社招待所，找来一本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吃过午饭，我便着手按赵力田的意图修改原稿。从修改、定稿，到誉写七千多字的文稿，我是从第一天的中午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才完成。文章写好后，等不到七点钟赵力田上班，便写了留言条，当日上午赶回了学校。”

　　回校后，我又忙于各项工作，根本无暇关心文章的下落。直到9月16日下午，邮递员送来报纸，才知道文章已发表在9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署名是：金坛县水北公社季中行。我拿着报纸一言不发，没有激动，也没有兴奋与喜悦。我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与精力，终于使自己的思想变成了铅字，见诸报端，实现了我与邹叙铭的约定。但是，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文章发表后，我曾应邀到金坛县部分公社的中小学，与师生讲《水浒》，宣传我对《水浒》、对宋江的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11月底，县广播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县委宣传部。原来《新华日报》社通联组的王正东要找我。王正东告诉我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省委很重视，认为我是代表农民讲了话，批判宋江这个投降派，工农兵是主力军，而我的文章刚好填补了“农”这块空白，《红旗》还准备转载，但要了解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指示，投入批判投降派的政治斗争的。但我告诉他我是为了推翻学术界肯定宋江才写的，不是政治文章，完全是学术文章，而且我坚持自己不是农民代表，是教师。当时的状况使得我、王正东和宣传部的夏科长都很尴尬。

　　自此以后直到1980年，我虽与《新华日报》的赵力田保持书信联系，也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过几篇小块文章，但再也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人见过面。

　　以上就是我写作批判宋江一文的全过程。电视剧《水浒》播放后，很多观众认识了宋江这一艺术形象，相信大家在茶后饭余，会对这一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把上述情况诉诸笔端，算是对自己三十多年前那篇文章的问世作个小结与交代，也为大家添点谈资吧！





作者：季中行

小辣椒

我只看看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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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