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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被刺杀的法国“英雄”马拉在17**创办的一份报纸--《人民之友》。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戳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
其实诸位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做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可是现在中国的法律对待***,李启铭,药家鑫欣然不同的态度让我很恐慌,我怕有一天因为我不是官二代,军二代就把我送向断头台。
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中的一切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参照。我在想,人类大概是最不长记性的一种动物。历史的画面何其相似,我想起了我国六六年的红八月,那个记忆中的八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一种鲜红的色调。这不是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而是受难者的鲜血……那个娇阳似火的八月,映入眼帘的,到处是鲜血呵,为什么会这样?这发生的一切都有些什么理由呢?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天生就以杀戮为乐事?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整个民族的理性都到哪里去了?一个人疯狂了可以原谅,但一个民族疯狂了、失去理性了,那这个民族就是不可原谅的…
回到17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其实一直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统治只维持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放眼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何谓光明,何谓黑暗?人人都认为自己在寻找光明,以为自己找到的就是光明,这才使这个世界复杂起来,这是人性使然。人性将这个世界对立起来,这个世界才有了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对于这种种对立的事物,究竟谁才具有评判权呢?罗曼·罗兰曾做出这样的判断:“要是一个人,听了器乐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地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么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
而事实上历史曾留下这样一个瞬间,当纳粹军队占领华沙时,一个温文尔雅的德国军官下令处决了一批波兰市民。当行刑队的枪声响过之后,这位军官在尸体堆旁弹奏起钢琴,弹奏的竟是贝多芬的 《月光》 奏鸣曲。据目击者说,这位军官的演奏水平极为专业,对乐曲的理解非常深刻,以一种柔情蜜意的处理手法细腻地表现了贝多芬的情感,如梦如幻的钢琴曲在华沙的街道上回荡,而受害者的鲜血已经汇成了一条红色的小溪……
在这个世界上,何谓善?何谓恶?不同的种族和意识形态由于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导致了结论的大相径庭。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上,存在着多元的真理,当真理与真理发生冲突时,人类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惶惑,不同的理念和立场在冲撞,在对抗,导致了仇恨,流血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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