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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贯认为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人是关键。经济地理学上所说的区位,资源呀,的确是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根本。从哲学上讲,内因才是激发事物不断发展的源泉。理所当然,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人之所以会有发展的差异,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差异无疑首当其冲,而方言差异又是文化环境差异的典型代表。即:方言差异
→文化环境差异→人思想观念差异→发展的差异。
纵观全国(外国不在讨论之列),凡是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经济体制活的地区基本都是非官话区(但不是说非官话区就都经济发达,官话区经济就都不如非官话区)。广东,浙江,上海,福建,一些发展有活力的地区都不是官话区。而江苏,由于处在官话与非官话的过渡区,则更是典型,最发达的苏南三市苏锡常也非官话区而是吴语,人民富裕度也强与同在江南的南京和镇江,而宁镇的方言主体是北方官话。
在具体到各个市也是一样,由于笔者是江苏人,而且江苏的情况实在典型,就权且拿江苏举例吧。江苏文化地域自北向南大致可分为3片:即纯粹的北方文化区,以徐州为中心,范围涉及徐州,连云港,宿迁;江淮文化区,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盐城,南通,泰州;(狭义)吴文化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除了在交界处外,这与方言地域也基本一致(连云港,宿迁一部分为江淮话,南通,镇江,泰州有吴语分布)。江淮方言内部又可以细分为海泗,淮扬,如泰,南京等小片(也可称洪巢和通泰两大片)。而江淮文化区和(狭义)吴文化区除了在方言上不一致外,生活习惯差异比较小,都可算是广义的南方文化区。
但就是这一点方言的差距,官话(江淮话属于官话)和非官话的区别,就造成了巨大的发展鸿沟。有人要说这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苏北在江北,基础设施落后,没有铁路;苏南靠近上海,又是铁路枢纽。诚然,但这只是表面,记得以前一位网友的话说的很好,没有铁路不能成为苏北发展不起来的托词,浙江的温台地区,以前的基础设施比苏北还差,但温台货还是源源不绝的输往全国各地,有了铁路又怎样,连云港是苏北仅有的铁路枢纽大港,又发展得如何呢,多项经济指标在江苏仅高于96年刚建市的宿迁。再看江南,南京和镇江也是铁路枢纽,南京还是省会,为什么不如苏锡呢,你也许又要说苏锡常靠近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可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陷入泥潭苦苦挣扎,对苏锡常辐射力狂降的时候,苏南的乡镇企业创造的奇迹却让人刮目。从地域上来看,苏南虽然包括南京和镇江,但是苏南模式大行其道是从常州开始的,恰巧吴方言也是从其开始的,这不能说仅仅是巧合吧!都说南京没有催发出内生发达的乡村工业是导致其经济活力不足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没有催发出呢?恐怕还是人的原因。
在一些方言过渡的市,经济也出现明显的过渡现象。如苏南的常州, 下辖的金坛位于吴语与江淮话的交汇处,其经济明显薄弱与其他苏南纯吴语区。在镇江,丹阳也位于吴语与江淮话的过渡区,但决大多数是纯吴语,其经济明显好于句容等江淮话区。在南通,海门和启东等吴语区的经济和富裕程度已非一般江北县级市可比。在泰州,虽然吴语区江北的靖江和江南的江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泰州的县中已经是富裕程度最高的了。
以上所说的都是非官话区,在官话区方言和经济似乎也有着某种暗合的联系。在盐城,众所周知,东台和大丰两个县级市的经济和富裕程度在苏北一支独秀,甚至远强于有些“苏中”的县市。而这两个地方虽然是江淮话,但是并非大多数苏北所属的洪巢片,而是泰如片。泰如片(又叫通泰片)分布与江淮官话区的东南部,较之淮扬片江淮话更接近与吴语。而淮扬片分布于江淮话的中西部,海泗片基本分布于江淮话的西北部。笔者发现江淮话内部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居然和方言三大片(南京片除外)完全相符合。基本上是泰如片经济好于淮扬片,淮扬片又好于海泗片。在此,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淮安市方言属于江淮方言中的洪巢片,但北面的涟水县和淮阴区(原淮阴县)是过渡区,其方言具有海泗方言的许多特点,如把小孩子说成“小鸠子”,而非淮扬片的“小霞子”,外公说“舅爹”,而非淮扬片的“婆爹”等,均于西北和北面的海泗话一样,但其语音却有淮扬话的味道,入声相当明显。在经济上,这两个县区比较落后,发展水平更趋近于北方,而和淮安的金湖等纯粹淮扬片经济相比有差距。
总之,方言是文化的最好代表,文化能影响人的性格,在当今的经济舞台上也暗暗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也致使人们的思维和理念不同,研究方言,研究文化,对地方经济建设应该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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