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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外审”制度,强化人大审批权,鼓励舆论监督,是解决职务腐败的惟一出路 【背景】近日,有关人称“杨青天”的中共周口市纪委书记杨正超,将担任河南交通厅长。尽管杨正超本人和官方已经辟谣,但是,当地百姓仍然对此津津乐道。 河南交通厅厅长这一职位可谓“高危”,此前的四任厅长都因“前腐后继”接连“落马”。自2010年12月24日,前任厅长董永安在参加河南省经济会议时被省纪委带走,随后正式被“双规”。此后,河南省交通厅厅长一职至今空缺,由副厅长主持工作。 河南交通厅出现的一把手腐败问题并非“独创”,据《法制日报》报道,仅1996年至2005年,全国就有13个省市交通厅(局)的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交通系统高官频频“落马”早已引起了党政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公众的不满。 为何各地交通系统一把手职位如此“高危”?是什么保证了他们在位期间中饱私囊却难以查处?“杨青天”式的人物,能否保证交通厅长不再“前腐后继”?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何增科认为,交通部门领导职位成了“高危 职业”,与中国的交通管理体制 设计有直接关系。建立“外审”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强化人大审批权,鼓励舆论监督,是解决职务腐败的惟一出路。 何增科介绍,在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中间,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等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交通厅长对于高速公路建设最后的“发包”,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高速公路建设对于工程单位来说,属于“油水”比较大、甚至暴利的项目,因此,建筑公司都希望能通过“私下 活动”得到项目承包权。这就决定了在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企业为了追逐暴利,以各种手段贿赂交通主管部门领导,导致大小弊案屡查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可以说,正是因为体制绝对封闭,让交通系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有了无限的寻租空间;而巨大利益的诱惑,让“可能”一次次变成“现实”。 其次,目前高速公路的收费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交通主管部门领导有了“比较弹性”的操作空间。 从批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建设到日常运营都需要领导点头。甚至在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立一定年限,需要整改或撤销的时候,为了保住这份无本万利的收入,收费站承包人往往不惜铤而走险,求当地交通主管部门领导“高抬贵手”。 目前,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投入一直在加码,而大投入、高利润的背后,制度漏洞造成的寻租机会却比比皆是。各级交通主管部门领导正是处在这样的四面埋伏之中。 何增科指出,腐败环节虽然出在高速公路建设、运营过程中,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内控、内审机制存在“先天缺陷”,也就是所谓的“屁股一抬,问题出来”。 中国的审计机关隶属于行政部门,而行政首长在任期间无法接受审查。也就是说,即使审计局听到了风吹草动,但现有制度保证了各部门行政首长“免审”。审计部门也只能在该领导调离这一职位时,再着手“查后账”,往往会发现“屁股下面的大窟窿”。 “审计局长查不了市长”是制度设计的致命缺陷,也是中国行政制度默许腐败的最佳写照。审计局对平级的在任交通部门负责人常常也无可奈何。 何增科建议,改变这一现状,可以参考国外相关做法。如许多国家赋予审计独立权,这样就保证了审计并非依靠“内控”、“内审”,而是依靠“外审”实施监督。 具体到中国,应当考虑如何发挥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等机构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审计职能。如果单独依靠行政部门内部审计,内部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永远无法自我暴露。 在谈到当地百姓和媒体风传有“杨青天”之称的中共周口市纪委书记杨正超即将接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这一职位时,何增科表示,舆论如此,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期盼,但是,作为政府,却不能将所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个人的自律和操守上。 如果没有制度保证、缺乏监督,指望官员意识到“头上有青天”就能自动远离职务腐败,“非常不切实际。”他强调,尽快加强来自政府、人大、社会的监督,远比依靠个人自律效果有力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