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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聊天,提及“租界”。租界,租出去的是主权。饶有意味的是,也许是无意识,它为我们对另一些历史场景的想象,腾挪出更大空间。
近年一直在研究民国史的傅国涌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悖论:作为国中之国,租界的“治外法权”毫无悬念地伤及民族自尊心;但显见的事实是凡曾有租界的地方,也是最早沾濡现代文明的。
“律师”一说,就是在租界里先示范而后推诸于全国的。而旧上海的租界,无形中也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四·一二事件”之后至1930年代初,共产党中央的地下领导机构,藏匿在租界好几年。
前不久风行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漂亮的中共地下交通员瞿霞,略显轻松地活动在租界地面上,安全系数应该还算高。即便她后来被中统盯上,也经过了租界法庭审判程序方被引渡。鲁迅写着杂文,讥讽当局的那个“且介亭”,就在上海四川北路老外越界筑路的区域,算是“半租界”。数年前,一位参加过左翼文化活动的段超人老太太曾经亲口跟我说过:左翼文化人过激言论的发表甚至集会,在租界都“几乎是公开的”。
类似史料的获得并不困难。研究证实:言论自由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至少在租界里,今天关了报馆明天就可以再开,租界法条中并未见更严苛限制。而结社自由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刘清扬他们的“觉悟社”,就是在天津的租界顺利完成了合法社团登记。
那个长期煽撩了民族情绪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早几年已被证实只是影视作品的虚构。其实是,任何一个租界的公共空间包括行政机构,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视。那里的门禁,应该不会比过去的衙门更严格、更严肃。
此外,相比起来,当年,租界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似乎一般都高于其周边的地块,同时也为这些城市留下了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浓厚的外国特色。现在,曾有“租界”的城市里,那些地方,依然是那些城市幽美的去处:汉口、天津、上海、九江、广州、厦门、青岛……帝国主义们也真是会挑好地方,好象与我们所擅长的“风水”关系不大:这些城市的几何中心,一般都有租界的影子。不信你自己去看。
作者:沈向阳金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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