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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价为主的资产价格上涨，通过居住、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抬高了孩子的养育成本；生养小孩付出的时间精力将会占用自身的自由空间、降低自身的生活质量，不生育也成了育龄年轻人的可选项。收入增长速度缓慢，高企的资产价格，这些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或许才是日本低出生率、低生育欲望的实质，而这些难点绝非通过补贴就能在朝夕间解决。
日本东京Takeshita商业街，全球房租最贵的地方之一。（ICphoto/图） 当地时间2021年2月22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数量为872683，同比减少2.9%，创下历史新低。 死亡人数则超过出生人口。2020年日本国内死亡人口数为1384544，同比下降0.7%，为11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曾在2017年预测，2020年新生人口数将跌破90万，2023年将跌至84万。但就目前日本的统计情况来看，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 随着医疗条件越来越先进，日本步入了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三低”境地。 2012年，笔者曾前往日本调研生育率问题。当时正值日本换届，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日本政府继续对新生儿童实施大力补贴，但也未能扭转新生儿减少的趋势。
为什么日本出生率下降得这么快？这个现象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断崖式下降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进行社会生产，因此人口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变量。而出生率的本质也是个经济问题，生育与否取决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出生率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反映一定时期内人口的出生水平。出生率不仅与当年新生儿数量有关，也和作为分母的人口基数相关，人口基数越大，新生儿数量越小，则出生率也相应越低。 与出生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总和生育率，是指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出生率受到人口总数的影响，而总和生育率则是生育意愿和结果的体现。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那么新生人口将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代际平衡，人口的更替将会让人口总数越来越少。
历史上，日本也曾有过两波生育高峰。第一波婴儿潮出现在二战后的1947—1949年，三年间平均每年新生儿数量为268.57万人，这一代人为日本战后复苏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世代的人在二十多岁结婚生子，因此作为第一波婴儿潮的延续，第二波婴儿潮在1970—1975年期间出现，其间平均每年新生儿数量为199.96万人。
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出生率在第二波婴儿潮后断崖式下降，第二波婴儿潮未能在1990—2000年间带来第三波婴儿潮。 相反，日本的出生率从1990年开始便低于10‰，每名妇女生育数也是降至1.5以下，比发达国家2.1的人口交替平衡线要少30%。日本2019年出生率为7‰，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也仅仅为1.42。
（梁淑怡/图） 日本人口下降有后工业时代的大背景，出生率下降的现象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首先是医疗水平有大幅提高，从小孩到成年人的生存率都变高了，靠多生来抵御死亡率已经没有必要。其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完全靠体力的工作变少，生男孩的必要性也同步下降。再次，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让女性更加自由和独立，选择更加多样化，人生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家庭。最后，逐渐高昂的养育成本也让适龄的男女双方对结婚生育产生一定的排斥。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法国和德国等由于移民潮保持着10‰左右的出生率，但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已经面临着出生率极低、老龄化极高的两极分化状态。
生育“零成本” 为应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尽其所能，目的就是完善生育保障体系，让育龄人群想生、敢生、能养。 在生育率降低之初的1994年，日本政府就设置了一次性生育补贴，对生育的家庭给予经济补助，确诊怀孕4个月及以上，无论小孩是否平安出生，即可向政府申请领取一次性的补助，补助的金额也从最初的30万日元增加到现行的42万日元，而政府未来计划补贴金额将增加至50万日元左右，能够覆盖全日本平均生育费用，实现生育的“零成本”。 生产期间，日本设立了14周的产假、10个月的育儿假，对于陪产的男性，也设置有较长时间的陪产育儿假，旨在维护家庭的育婴责任，解决生育陪伴的忧虑。
在儿童成长阶段，政府还将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每月发放成长补贴，从出生到15岁，每月的补贴也有1万—1.5万日元。在教育方面，日本着力扩大托幼服务，减免相关学费，为儿童父母尽可能地减少负担。 2020年5月29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这将成为2025年之前育儿支援的基本方针。 为实现“生育率1.8”的目标，大纲提到要实施无偿提供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等措施，并加入了对不孕不育治疗的支持和扩大儿童津贴等内容，以期实现“让日本国民放心生育和培养孩子”。另外，大纲也首次提出减轻3个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 虽然大纲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政策措施，但日本普通民众认为，这些目标脱离了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一些促进结婚、生育的措施也不具操作性。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实际上，日本年轻人的问题并不在于生育时，而在在生育前的结婚意愿，以及生育后的抚养责任。 大纲提出年轻人要拥有经济自立的希望和实力，但自身条件限制，以及通过奋斗实现阶级跃升越来越难，让不少年轻人失去了奋斗前进的目标；大城市集群的高房价、低生活质量，更是禁锢了年轻人的结婚意愿；日本职场中论资排辈文化深厚，年轻人难以快速崭露头角，初级岗位的可替代性使得有产育假却不敢请；初入工作的年轻人财富无法积累，谈何实现经济独立，扣掉房租后不够养家糊口，结婚和生育的想法更是举步维艰。 如果没有结婚在先，生育更是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抚养儿童需付出的高昂成本让不少育龄夫妇止步不前。以房价为主的资产价格上涨，通过居住、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抬高了孩子的养育成本；生养小孩付出的时间精力将会占用自身的自由空间、降低自身的生活质量，不生育也成了育龄年轻人的可选项。 收入增长速度缓慢，高企的资产价格，这些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或许才是日本低出生率、低生育欲望的实质，而这些难点绝非通过补贴就能在朝夕间解决。
房价高企之下，宅男文化在日本诞生，而且诞生时间和日本房地产泡沫时间相差无几。（视觉中国/图） 城镇化步伐 不敢结婚更不敢生育，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回到四十多年前，当时的日本经济拥有健康的正向循环以及强劲的出口，居民收入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号称能买下整个美国。 在那时，日本便开始了城镇化的步伐，新干线的建设连接起东京、大阪、京都，关东关西出现了大城市的集群。城镇化能够让政府以最小的财政投入，实现对最大人群规模所需的公共资源的覆盖，这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但为何城镇化对年轻人，乃至于出生率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在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中，女主人公三叶对大城市充满了憧憬，而这恰恰也是现实的体现。城镇化的结果就是年轻人涌向城市，工作机会向城市集中，资本也向大都市集中。 在日本出现了大城市集群后，年轻人不再停留在偏远的地方工作，进而投资也不会流向这些地方，去建设满足年轻人需求的设施，因此年轻人更不会留下，形成了城市集群吸血周边地区人才的恶性循环。 年轻人跟随城镇化来到了城市，大量物质性的需求也相应移入到了城市，但随后问题接踵而至。 人群涌入城市后的各种需求激增，其中住房需求非常关键。但房地产供应周期显然跟不上迅速增长人群的居住需求，因此住房增长速度远远小于大都市的人口聚集速度，快速提振房价。 彼时日本经济状况良好，居民的劳动性收入也在同步增长，能够承担更高的资产价格，叠加旺盛的住房需求，房地产价格更是急速飙升。 经济高速增长叠加快速的城镇化，产生的后果便是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高企。 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都说日本房子小、精致，但从日本乡村可以看到，日本房子并不是天生就小的，在1980年代，房子面积依然挺大。
只是后来建筑商在建造更小面积住宅的同时，通过宣传告诉年轻人，满足生活需要不用这么大的房子，小一点也可以。因此，日本的住宅在总价不变的情况下也经历过了面积减小这样一个过程，从80平米一直到目前的20平米，单价自然水涨船高。
由于住宅面积减小，日本也诞生了一个独特的职业叫储藏收纳师，专门教授如何收纳储藏，这一切实属被逼无奈。 随着房子单价和总价都越来越高，日本年轻人又发现一个问题，住20平米的房子怎么找对象呢？ 因此宅男文化在日本诞生就不足为奇了，诞生时间和日本房地产泡沫时间相差无几也不是一个巧合。当现实世界中的人被压缩在一个20平米的小盒子里时，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前往二次元寻找精神支柱了。在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后，日本特殊的风俗产业又提供服务来满足这个群体的生理需求。 由于基本需求都被满足，日本年轻人的奋斗欲望也被大大消磨，更没有动力去结婚生子、传宗接代。 日本还有一个现象影响了生育水平，就是女性权利的兴起。
随着女性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收入水平的提升，日本女性更加独立，不再是家庭中男性的附属。 女性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不断抬高，择偶的标准、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能够匹配并结婚的适龄男女数量大大减少。在日本大城市集群中，这种现象使得适婚男女匹配关系极度收缩，大龄剩女比例更是居高不下。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高房价、低生活质量、低欲望，导致的结果就是日本年轻人的不愿生育，以及出生率的急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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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7 09:5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