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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末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当年,我无法选择。因为,它寄托着全大队农民对我的殷切期望,代表了上级领导对我的高度信任。可以说,我是在文革期间被大队的干部群众推进教师这顶花轿的。既然上了花轿,那我就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哪知道,在那种“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教育熏陶中,我竟然逐渐地爱上了这一行,正像风靡一时电影里的主人翁李双双那样,“先结婚,后恋爱”,一干就干了35年,一干就干了一辈子。
一辈子的风霜雨雪,一辈子的喜怒哀乐,铺就了我一辈子的人生道路。在这条路上,我身感体受、耳闻目睹了教师职业的变化过程。
我当过民办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公办代课教师、公办教师;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我在村小、乡镇中学、城区呆过;我教过语文、数学、英语、政治、体育、音乐、美术;做过普通教师、教研组长、校中层干部、校级领导。记得刚当老师那几年,工作不稳定,工资也很低。在学校,拿的是工分和大队额外的1个月3元钱补贴,吃的是青菜汤、冬瓜汤,偶尔吃上一顿肉,就能找到过年的感觉了。曾有一位大队会计问我,在外面做老师能拿多少钱,当他了解到我的实际收入后,讥讽地对我说:拿这几个钱还买不到一担胡萝卜,没出息。我一听,尴尬无比。
后来我转为公办教师,到乡中学任教,在许多百姓眼中,我们这批人还是“臭老九”,是得不到社会尊重的。那时候,连一个小小生产队长都可以对学校的老师发号施令,说不准上课就不能上课。教师是谈不上什么地位的,完全受制于人。当时教师,不是革命的生力军,阶级属性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所在大队的一位小学负责人,就是因为没有心甘情愿、主动地让出办公室给工作组,第二天就被罢官免职、接受批判、发配到生产队劳动改造了。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教师能拥有什么教育教学权利,教师还能承担什么教育教学义务?直至1984年,“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了,教育的春天真正来临了。
尽管我刚步入教育工作时无权选择,但在35年的教育工作中,我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热爱这份工作,越来越热爱这个事业。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我发出过“廉颇老矣”的感慨。但,夕阳依旧还是美的,只要我的这颗心不老,只要我能一如既往地“充电”、加油,我坚信自己还是能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作者单位:金坛市第四中学)
作者:黄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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