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三重境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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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礼乐鼎盛，在西周，东周时又以周公后裔鲁人为盛。孔子在观看过乡饮酒礼之后感慨：“由此就知道王者的教化是非常容易推行的。”《礼记》曾有言，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礼义，而礼义的懂得和遵从，也是一个人成年的开始。为人子，为人兄弟、人臣，或者晚生后辈，应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国君，顺长辈，才成其为人。又说，古之礼义，以冠礼为开始，婚礼为根本，丧礼祭礼为最重，朝觐、聘问为最尊敬，射礼和乡饮酒礼为最和睦：这就是礼的大原则。

　　此为礼的第二境界。但多数人对此误以为，礼即是礼宾、仪式，是揖让进退的仪节；其实，此处的礼，是指“君臣上下，夫妇内外，父子兄弟，甥舅姻亚”的伦理关系规范与原则，以及对这些规范原则的充分表现，以期达到上下有则、财用有节、长幼有序、班爵有等的等级秩序。更有研究者指出，古时邦国礼治的要义，在消解“民有争心”。民有争心是国乱邦衰之征兆，然而礼教天下，实是对庶民实行软力约束，等级分配制度则可以迫民顺从，同时也可以刑罚威吓逾距越轨之人，以安稳国家的统治。所以后世有人斥之为礼教**。

　　礼的要义，不在仪节度数，而在对上下之纪、人伦之则的确定。

　　《左传》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即，礼，乃是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庶民之言行准绳；是天、地、人的普遍法则。人世社会关于“礼”的诸种规定都是效仿自然的法则而构建的。一言以蔽之，礼是法天则地的产物，是天经地义的体现，是伦理关系的法则。

　　比之文、武、周公的西周时代，圣人在春秋曾慨叹礼崩乐坏。其实，礼自先秦以降，从未根绝，只在变幻。礼教秩序、伦常规范，在尺度和方式上，有些改变了，有些幻化了；而因此变种的人类社会的法度规则，始终存在。这可以视为礼的时代演进，也可以看做是礼的诸多种新的存在方式。春秋后期，礼即从极具形式化的一套仪节和品位高雅的交往方式，向治国之“道”转变。礼文化亦由“仪”向“义”发生转变，从礼仪、礼乐到礼义、礼政的转向，标志着礼作为政治秩序原则的意义确认。及至现代世界，一切国家与世界的法度、建制，乃至蕴含其中超越于民族、文化之上的道德规范、良知准绳，莫不如礼。然而这种礼，在各国又有极大分别。中国古人崇尚师法天、地、自然，也有民本思想、天下一家观念的建树，而今日世界也在探究举世适用的普世原则，但近代世界尤以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为世界不同国家和民众共同响应。虽地域、历史和内部的文化系统有分别，然对自由、民主这一治国思想的追求，对公正、和平、博爱、尚礼社会的渴望，普世一致。

　　礼，也属社会风尚；却亦为一国民群体精神与情感的维系根本。国有分别，政制差异，然人心相近，那种物阜民丰，家国安宁，人心敦朴醇厚，统治有方，制度善民的理想社会及其背后的邦国秩序、人际原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即如相异民族、跨越时代者，对于一种理想的生存境遇所必须依赖的亦“道”亦“礼”之规制，其尊重与敬意亦并无二致。

　　此为礼的第三境界。

　　人都活在礼中，即如荒野隐士，也需遵循自然天地之礼；社会群体中人，更是须臾不能无视礼的存在。今日世界，礼的精神一面、意志一面、信仰一面，常有衰落、消解和遭忽略的时刻；物的一面，因商业社会的利益交换原则和以利获利（也可谓以“礼”获利）的增值规则在人心和精神层面的滥用，导致以物质占有为人们推崇的最高生活价值；而蓄养人格品质成为附庸、点缀，或者工具、媒介。于是，以物的馈赠、呈献与交换以博取实在利益这一现象，益加凸现，或占据常人以为的礼的主流，遵循这样的“礼”，被视为成功人生的法则。然而，比之一国一邦民众群体的操守失范、礼的“物化”和人伦陷落更为严峻的“礼崩乐坏”，还在于现代人类社会整体意义上对天地自然之法的违抗、背弃，于是战争频仍、灾害并发，资源枯竭，自然环境的损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们生存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望古思今，实应展开一场普遍的礼的教养和培育；而首要者，是从第三境界开始，建立正常的邦国治理之制和健康的、合乎天地自然规律的人类生息法则。





作者：慨之金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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