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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继汾与孔继涑,兄弟二人为乾隆年间人。兄弟俩掌管孔氏家族和孔府的大权,最不能忍受的自然就是衍圣公了。传说衍圣公孔昭焕的儿子、衍圣公孔宪培娶的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公主的地位在孔府高于一切,难以忍受孔府大权的旁落,就经常在皇帝面前数说孔继汾兄弟的坏话,孔继汾兄弟也就难逃厄运了。
在孔继汾兄弟遭受厄运之后,孔府内部还发生过因婆媳不和而起的诉讼案。诉讼的双方分别是孔昭焕的继室程氏和他们的儿媳孔宪培妻子于氏。
程氏,名珠,浙江海宁人,吏部右侍郎程严长女。于氏,金坛人,文华殿太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第三女,孔昭焕子孔宪培妻,亦即传说中的乾隆皇帝女儿。孔昭焕去世后,婆媳俩争夺权利。嘉庆四年(1799年),婆婆程氏向朝廷控告儿媳于氏等,引起了一场孔子家族史上的婆媳诉讼案。
于氏结婚不久,于敏中全家也随女儿定居曲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于敏中去世,家族内发生争夺财产的纠纷,于氏也从她母亲处分得一万两白银,于氏就用这笔钱在山东购买了十六顷八十五官亩民居。事隔不久,于氏族内争夺于敏中财产的事被朝廷发觉,以为姻亲乘机瓜分于敏中的财产是非法的,下令追究责任,于氏不得不将所分得银两悉数交出。为此事,于氏的公公衍圣公孔照焕不得不向皇帝认错。
程氏向朝廷控告儿媳于氏是因为于氏等专擅府务。衍圣公孔宪培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病卒,因无子嗣,由他们抱养的孔宪培的弟弟孔宪增之子孔庆容袭爵。孔庆容年幼,不能视事,于氏就代为保管府印,重用其娘家侄儿于锡嘉及已被革职的原孔府百户赵泉管理府务。于氏的行为,引起了老衍圣公继室程氏的不满,她革斥了于锡嘉等,收回了府印,令其次子孔宪增代理府务。于锡嘉见府印被程氏收回,自己不能再管事了,就唆使于氏回娘家,于氏因此回娘家住了一年,直到嘉庆三年(1798年),才回到曲阜。由于对程氏收府印不满,于氏回到曲阜后,也没有去向程氏请安,反而听任于锡嘉及已革职的孔府家奴韩王奎、韩辰、刘大信等人挑唆,派人到省城巡抚衙门控告程氏与之争夺印信。山东巡抚伊江阿批准了于氏的讼状,命令程氏将孔府印信交给于氏保管。这样于氏重又获得了府印,于锡嘉等人因此更加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盗卖农田,假蚀祀银,还擅自动用公文将已革职的百户赵泉咨部开复,强令孔庆容将侵蚀孔府祀银的家奴杨大祥咨送刑部等。于锡嘉等人专擅孔氏家务,干预孔氏之事,引起了程氏及族人的强烈不满。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三日,程氏投诉朝廷,控告于氏及于锡嘉等人。朝廷接报十分重视,当即派员调查,经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东巡抚等联合查证,证明程氏所控属实,为确保孔氏承恩祀产不被外人侵剥,鉴于孔庆容年幼,不能管理一切家务及家人佃户,清政府决定仍由孔宪培暂行代办,等孔庆容年满二十岁时,再令其自行掌管。于锡嘉等人交由有关衙门法办,于氏则交由程氏约束,“毋经外出滋事”(《孔府档案》1306)。
于氏一生只生过一个女儿,但很小就死掉了。她的丈夫孔宪培也在三十八岁上早逝,后来又受到责罚,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她的心灵受到影响,她留下一首《春暮感怀》诗:“满城荒草绿城茵,节序相催倍伤神。柳絮万飞三月雨,梨花忽谢一枝春。流莺惊梦恒窗唤,乳燕窥人入幕频。使倚阑干伤往事,幽怀无限自沾巾。”
大约在道光五年(1825年),于氏临终之前给衍圣公嘱咐了朝廷公事,丧葬事宜等后,又对其陪嫁的私人田产作了交割:“所有我养赡各庄,进粮食共入约有千金,滋阳厂一年约有五百金,沌河屯约有京钱五百千,将此两处并东园共给媳妇毕氏。吴寺、泉头、石井三处,是汝外祖与我治的私产三处,一年不过有京钱四五百千,三处着给孙媳方氏掌管,以作房内使用。外面仍着繁浩派分人照料管理,薛家村之地,倘宽裕能赎出,归司房。城西大庄每年所交粮食按季全数运归后,作添补日用,所收租银,约有四五百千,此项尔可归东院二婶婶,以作养瞻。”于氏去世后,清政府给了她很高规格的哀典,道光皇帝特派官员致祭,并特命建立一座“鸾音褒德”牌坊于墓前。孔氏后人也在孔府东院建了一座“慕恩堂”,专门供奉于氏和孔宪培的影像。
作者: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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