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和城里人

大行德广

　　很小的时候，常常听母亲说起在江西工作的舅舅时，常常用到“上来”和“下来”这两个词。那时候并不理解乡下和城里到底又多大的区别，只是知道，我们是住在乡下，而舅舅是住在城里；舅舅如果要回来，就叫“下来”，而舅舅要是回城里，那就叫“上去”。所以在我当年的儿时记忆里，舅舅住的“城里”，一定比我们住的乡下高，而且肯定高很多；那高度在我幼年的想像中是要爬好几层梯子的。

　　后来渐渐地长大，仍然不断地听到“上来”或“下去”的表述，甚至有人从金坛城里的“新家”回镇上、村里的“老家”，也叫“下去”，反之就叫“上来”。起先我还觉得有些别扭，心想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村早已不是过去那个穷乡僻壤了；然而，对现实农村中农民的艰难处境，以及一系列有关农民的不幸事件乃至灾难的审视，使我不再仅仅计较于这种口语化的表述，而是更深切地关注乡下人，也即农民的生存问题。

　　为何说“乡下人”，而不太愿意说农民，是因为在我的感觉中，“乡下人”具有大众化的贴近性和可以沟通的情感维系，而“农民”概念，则似乎更多地具有政治语言的严肃性、距离感和符号色彩。虽然二者在意义上其实并无二致，他们生活在乡村，他们占中国人口的80％，而生活在城市的另外20％的人口，其祖籍所系的其实也是乡村。

　　1954年制定的《宪法》，保障公民拥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然而1958年1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条例》却人为地制造了歧视农民的二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的自由权。从此，农民被当成放牧的“动物”一样隔离在“农村”这个“牧场”内“不许自由走动”。而后国家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之名，实行“挖农补工”政策，通过人为的“剪刀差”等手段，牺牲农业支援工业、牺牲农村支持城市、牺牲农民扶助市民。

　　改革开放后，农村变了，农民富了，人们在为中国农民“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21%的世界人口”而自豪时，农民们不平等、不公正的地位和艰难的生活处境却并没有得到大的改观。农民从农村“盲流”到城市来，没有城市户口，自然就不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工招干”，农民只能做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累、苦、险的活儿；即便这样，城里人连“工人”的帽子也不让他戴，他们只能称为“农民工”；农民工不能组织工会，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都有10小时左右，而且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劳动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农民工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农民，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农民，历来享有“逆来顺受”的“精神传统”，他们来到城市，就已经具备了“低人一等”的“思想准备”，他们并不想与城市市民争取同等的权利，他们只想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下谋求生存。但是一些城市针对农民的制度安排和野蛮做法，有的已经突破了生存底线，拖欠工资或者干脆不付工资,遭受歧视甚至被无端地欺辱,那个实行21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制度”在孙志刚之死之前，就是一些人任意收容、敲诈、关押、毒打“农民工”的恶法。

　　谁都不想说，其实谁都心里明白：当代中国虽然没有有些国家的“种族歧视”，但“农民歧视”一直存在。不同的是,中国的城里人对乡下来的农民的歧视，与多民族无关，与历史悠久无关，与经济发展也无关；它只与制度有关。对农民的歧视根源在于人为的制度安排。

　　现实毕竟是现实，不承认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并不能缩短农民与城市市民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中央连续两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三农”的关注,应该说是对严峻现实的正视，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拯救“三农”的决心。尤其是今年，“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也是给予“乡下人”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的开端。

　　而且，反哺农业，致富农民，就意味着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翻身，还将在制度上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农民将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工具，而应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可以平等地参与制定国家的游戏规则；进而可以像有的学者所倡导的：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该有与之相对应的代表名额进入相关的立法机构，以真正的农民身份（而不是挂农民名义的非农代表）参与国家事务。

　　民俗总在反映着一定时期的历史，乡下人之“下”，无疑代表着底层，而城里人之“里”，又显然喻示着二者之间的壁垒。这观念沿袭已久，但绝不意味着乡下人和城里人在人格上有什么优劣之分。应当说，现代化的本质也并不在于城里人如何“改造”乡下人（当然也不存在乡下人改造城里人之说），而是城乡公民都成为“独立的个人”，都成为有肉体更有精神的独立公民。





作者：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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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起来

疯人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