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老城的民居,星罗棋布在县城的东西南北。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七十多年,同学家、同事家、亲戚
朋友家,进进出出,看惯了这些房屋,不管是有钱人家的高楼大厦,还是普通人家的平房矮屋;不管是明清时代的建筑,还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那些青砖粉墙,尽管都已经消失殆尽,仿佛还都历历在目。
现在人说起房子,都是论平方米计算,过去可不是这样,都是说房屋一进两进,一间两间。老城唐宋年代的民居我没见到过,暂且不论,即使是明清时代的房屋,我见到时也一幢幢、一间间尽显老态龙钟了。
东门于敏中的官邸,金坛人叫相府。这座清代豪宅,我只是在它墙外往返来去,没进去过,什么相府小姐读书楼,什么后花园太湖石,我都说不出半点分寸来。城里其它的大户人家,他们的房屋也十分精致,比如探花冯熙的冯家大门和“颐园”,西当铺巷强家大门。强家大门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听父亲说,它是嘉庆年间一位姓强的举人所建,这户人家的厅屋好像有四进,大跃进那年挖丹金漕河被拆了,只留下最后面一点点被金坛锡剧团用到今天。
这些建筑,高墙深院,不入其内,不知其实。凡宅必有厅堂,少则一进两进,多则三进四进。厅堂朝南,八扇雕花长窗平时也不全开。厅前如植桂花则为桂花厅,厅内如有楠木则为楠木厅。整幢建筑南北纵向,有天井、后院,有厢房、穿堂,门槛很高,大门很沉,对面有照壁,嵌着“福”、“鸿禧”字样的砖刻,一看便知道这是富贵人家。
少年时我常去的几户人家,比如丹阳门虞殿臣、学前街徐九子、西轿巷凌穆堂、北新桥姚德华、河西庙巷虞祥庚,这些人家的房子与官家豪宅相比当然逊色多了,不过厅堂楼屋也都十分考究。
早几年去周庄
旅游,见到一户人家的转盘楼和我们金坛一户人家的转盘楼十分相似,只是一时想不起是城中哪一户了。这种“口”字形的转盘楼,上面一方蓝天用来采光通风,下面一方天井,可以排水去污,砖石上一尘不染。
也有一种高高的风火墙,在旧民居墙与墙的夹弄内,左右邻里、户与户之间,用以间隔阻断、防火防盗。金坛城里很多这样的建筑特色。我读河西庙小学,每天上早操都去毛家场,这里一户人家的风火墙朝北,有三层楼房高,七八间楼房宽,严严实实,不透一点风。风火墙体上刷写着“金坛县实验小学操场”九个大字。还有花街一幢房子,前后二进,后来办环城医院和卫生学校宿舍,就是因为风火墙过高,一次屋内失火,学生无法逃离,被烧死烧伤。
过去,金坛人砌房造屋还有一种风俗,就是在住宅外墙上嵌上一块“泰山石敢当”的碑石,约高一尺、宽五寸。这种风俗起源很早,据说是人们对石器的崇拜,视石为灵性之物,“敢当,言所无敌也。”可以禁压不祥,保宅第平安。最近外地一打工者告诉我,说西门租用的老房子还有这样一块碑石。真想过去看看这样的“老东西。”
城里的这些大户人家都随着岁月风化瓦解了,这些房屋因荣辱兴衰几易其主,或变卖,或子女分户另起炉灶,再没有当年那种完整大气。
城里平民百姓的住宅,平屋三间,砖木结构,旗杆巷、祁家巷、梓树巷、七间头、仓房这种平房比比皆是。我家的老屋就属此类,从我奶奶住到我这代,也有上百年的时间。这些屋子看似平常,局促一隅,容膝之地,但历经风雨,不倒不歪,后院种着一株腊梅,陶罐栽些
花草,墙上的苍苔、狗尾巴草也显出平民生活的一种姿态。
城里的河房是一道亮丽的江南风景,穿城三里丹金漕河两畔,房子鳞次栉比,高低参差,岸上砌瓦屋,水面小木楼;前街开店营业,后进生活居住。为此便延伸出一条大沿河巷和一条小沿河巷,成为旧城的繁华街市。南门一位朱姓人家在前面临街开了爿中药铺,后面有个水码头,此人祖传伤骨科,南乡一带农民凡有跌打骨折的,都是乘了船,抱一只大公鸡从码头上来。老朱治骨折很特别,他在伤处敷些药末,然后取鸡皮代替石膏绷带,经这么一来,大凡都能治愈。
城里还有一些住宅,不显山不露水,深藏在小巷深处。比如徐家弄一号徐家秋、韩家弄一号韩大受、西轿巷王维克,这些书香门第,文化名人,他们的庭院深深,人迹罕至,履齿沧苔,尽显书巷气息。
城里也有一些二三十年代的建筑,与明清时期房屋截然不同,老百姓称之为“西式洋房”,都是民国初年一些实业家、资本家的房宅。矢巷一座楼房是浑名叫“王蕃瓜”人家的,日伪时被日军占用,后来用于红旗小学。东当铺巷后来改名共青路,有一座两层楼,房主丁汝洲,他的房子也被日军驻坛指挥部占用,解放后县人民政府用它做了第一
招待所。还有西轿巷韩森放,横街行宫邹金书家,都是那个年代的西式建筑,它们给金坛老城民居带来了一些新的色彩。
城中这些经历了漫漫岁月的建筑,分别在大跃进和老城改造中被拆掉了。它们被创造,最终又被人们毁灭。时代发展了,老房子跟不上时代是无可奈何的事,却还是割舍不了那份感情。老房子是什么?是一代代、同宗同族、血脉相连的金坛人千丝万缕的根。因此写一点城中民居回忆,了却心头一段苦苦相思。
作者:胡金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