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心

广玉兰

　　无数个家庭正在陷入子女教育的困境，如同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矛盾的两难中。每一个年轻的父母都会教导年幼的孩子：要诚实、善良、友爱，乐于助人；而一旦孩子长大，依然是出于对孩子的爱，父母则会告诫孩子：出门在外，少管闲事，以防遭人算计。孩子总是以单纯的眼光看世界，也在一桩桩令人迷惑的**中体谅到父母的用心。

　　去年11月，淮阴一位走街串巷买豆饼的老太周翠兰在捡到现金交还失主之后竟然被失主以少交失款之名告上法庭。虽然法庭最终宣判了周翠兰胜诉，但舆论仍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的变异。而杭州、温州与南京先后又相继发生这样的奇闻：老人跌倒街头，众人有心相帮却唯恐反遭诬陷、栽赃，于是围而观之，或远离伤者拨打警用电话，即便施救，也在施救之前请同伴以手机做全程录像以便事后自证清白。在一向以礼仪之邦自称自尊的中国，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不由得不让人为之感慨：人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进而追问：到底是人心不古在先还是世风日下对普罗大众的不良引领？

　　人们可以责难于向周翠兰老人索要额外失款的失主，还有那些栽赃于热心人的遇急者、危难中人，然而他们的举动与其说是出于本性，倒不如说是跟随于社会流行的一种风尚。亦即：人心不古的个案或许发生在先，此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接续；三人成众，诸事并发而渐成普遍现象。于是世风为之而变，而世风一旦形成，又必将熏染、影响每一个社会人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可以视为司法裁判介入道德审察的首开恶例。27岁的江苏某通信公司职工彭宇在下公交车时将一位不慎摔倒的老太主动送往医院并垫付了200多元医药费。却被老人家人告上法庭并索赔13万多元。南京鼓楼区法院“从常理分析”，且“根据社会情理”，认为彭宇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所以对其见义勇为的表述不予采信而判决彭宇败诉。法院依据的“常理”和“情理”，依从的恰恰是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公众道德的下倾心理；也在事实上将社会大众预设、归类于一个乏善的群体。道德教化人心于事前，法律惩治恶行于事后。而道德问题的法庭裁决，客观上难免存在两种导向，即：默认善举，抑或归类恶行，且具强制倡导的意义在。有人因此称：彭宇案，让中国道德水准倒退30年。

　　人在本性上，从来都没有与生俱来的天使，更不可能有与生俱来的魔鬼。在突然的变故面前，人的善恶选择，既出于长期涵养的性情使然也听随世俗的大众旨趣。汉代大儒董仲舒曾有言：“善如米，性如禾”。米出自于禾，却需精致的打磨和加工锤炼，即：性善，需要由王道的教化。而在此一时代，人一旦到达教育年龄，等于进入生存技能的提升拼搏，道德教化早已让位于极其功利的职业培训，社会赋予大众的道德教养，最生动的莫过于具体事件诸如彭宇案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波折；媒体和艺术多以财富英雄、娱乐明星和真真假假的人造名流为成功人生的楷模，而极少道德、人格、品行上的智者、圣人，人们崇尚物欲，祈求一夜暴富的奇迹，外在利益的价值胜过了对于尊严的呵护、名誉的修持；作为生命本源的内在精神的修养与智慧理性的蓄积遭到严重轻视。

　　眼观、目睹他人之痛，顿生恻隐之心，或宛若己身己心之痛而尽力相助，是为仁。在中国，此一风尚一袭数千年未绝，国人奉若至宝。当年周文王施行仁政名满诸侯，有虞、芮两国的人因诉讼不能裁决而往周国寻求公正，当他们踏入周国地界，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认识到两人所争夺的，恰恰是周人所可耻的；倘再找周公裁论，无疑自取其辱。于是回国不复争执而相谦让，礼仪谦让之风随之蔓延。凭心而论，这些年不仁不义、恩将仇报之事，固然反复出现，但在多数人心中，善良依然，淳朴厚道依旧；有些故事原本平常，却也因为不良世风的衬托而变得同样具有奇闻色彩：护士周好路遇伤者，主动守护并送医救治而被誉为“最美的姑娘”；三轮车夫王正和拾到4万元现金交还失主并谢绝以重金或稳定的工作酬谢。又：笔者在寒假首日的中午于激素老厂与樱花酒店之间的十字路口，目击一辆白色吉普车将斑马线上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撞倒，拐杖甩出数米，而驾车者却迅速逃逸。立时，街道四邻跑过去扶起被撞者，又先后有多名路人、店家将记下的车牌号告诉伤者。如此，一恶一善，对比呈现，诚如去年的湖北大学生长江救人遇难后发生的“挟尸要价”事件，却恰恰从正反两个方面同时见证了人性的光彩与阴暗。






作者：慕容春秋金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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